01
在1960年代末的一个冬日，北京城郊的一户普通工人家庭里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李大爷正低头算着家里的开支。他的工资每月35元，养活一家五口，桌上摆着一小碗稀粥，几块硬邦邦的窝头，这是他们一天的主食。
这样的场景，在当时的中华大地随处可见。
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席卷全国的岁月，从1966年到1976年，十年动荡让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不久，经济尚未恢复，国家的资源却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消耗殆尽。
人口从1966年的7.45亿激增到1976年的9.37亿，人均资源愈发紧张，生活的重担压得每一个家庭喘不过气来。
粮食，是最基本的需求，也是最沉重的负担。
1952年，人均年消费粮食还有395斤，可到了1976年，这个数字下降到了381斤。
若按原粮折算，100斤麦子只能出85斤白面，381斤原粮实际只有323.85斤，平均一天不到1斤。
而在这片土地上，农村有2.5亿人连这个数字都达不到，他们挣扎在贫困线之下，温饱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城市里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定量供应的粮食票成了命根子，每一粒米都得精打细算。
李大爷常对妻子说，孩子们正在长身体，可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，这日子何时是个头。
工资的停滞更是雪上加霜。
从1958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，工人和干部的工资就再未上调。
1976年，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仅为575元，甚至低于1966年的583元。
1966年时，国家曾计划为职工普遍调薪，各单位连报表都做好了，只差发钱，却因“文革”爆发而中止。
工资不涨，物价却在暗中蚕食生活。
以长沙为例，工人们自嘲道：“年龄35，粮食35，工资35。”
胡子一大把，工资却少得可怜，上要养老下要养小，生活的重担让人直不起腰。
许多家庭只能指望孩子长大后参加工作来增加收入，可这也只是杯水车薪。
更让人无奈的，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。
从1967年开始，全国动员了2000万学生离开城市，前往农村插队。农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，劳动一年大多仅够糊口，有些地方工分值低得可怜，知青们甚至要贴钱向生产队买粮吃。
当时，上海、北京、天津的农民收入最高，每人每年也不过二三百元，而陕西、甘肃等地只有100元左右，老区、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更是困难重重。
知青们虽已长大，却无法自立，更别说挣钱养家，反而需要家里支援衣物和路费。有一位母亲曾算过一笔账，她有三个妹妹分别在陕西、山西、北京插队，养活一个知青的费用竟与供养一个大学生差不多。
国家为安置知青投入了大量人力、物力，但知青、农民和家长三方都不满意。
若将这些资源用于建设工矿、交通，或许能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，可现实却是一片叹息。
物资的匮乏让日子更加艰难。
城市居民的生活被定量供应紧紧束缚，以北京为例，每户每月只有1.5斤肉、5斤鸡蛋、3两芝麻酱和1斤糖，婴儿才能订到1瓶牛奶。
即便到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1977年春节，北京每户也仅供应3斤江米、1斤青豆，每人1斤富强粉，食油补助2两，其中1两是香油，外加半斤花生和3两葵花子。
牛羊肉方面，回民每月每人平均1.5斤基础上增加2斤，汉民每户供应3斤，食糖每户增加1斤。整个春节期间，北京800万人口分摊7万斤活鱼、1.8万只活鸡、6.1万只野味和48.6万斤海味，平均到200万户家庭，每户能分到的微乎其微。
而这还是“文革”结束后人民积极性提高、尽力改善生活的标准，之前的十年，首都尚且如此，全国其他地方的供应更是捉襟见肘。
1970年春，一位刚分配到黑龙江通河县工作的年轻人，走进当地商店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
货架上空空如也，一个小孩子跑进来问：“买汽水要不要票？”
这话让他目瞪口呆。在北京，汽水虽不富裕，但至少能随便买到，而在边远县城，连这点小事都成了奢望。
在黑龙江，玉米被称为苞米，苞米茬子算作细粮，每人每月仅5斤，大家都舍不得吃。
年轻人分配到学校后，食堂顿顿是大苞米茬子，连吃三天，胃疼得直不起腰，让他仿佛回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日子。
衣物同样是定量供应，每人每年只有7尺布票，即便如此，也常无布可买。以河南为例，全省棉布欠产约3.5亿米，相当于全年定量布票总和，商业库存被挖空1.6亿米，到年底仅剩1亿米，基本处于半脱销状态。
轻工业商品更是紧张，火柴、香皂、洗衣粉、热水瓶、搪瓷制品、灯泡、电池，甚至锅碗瓢盆等日用品，样样短缺，生产跟不上需求，人民的生活被困在匮乏的泥潭中无法自拔。
02
1976年初，北京的街头巷尾弥漫着一股沉重的气氛。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逝世的消息传开后，许多人默默流泪，家中挂起黑纱，缅怀这位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领导人。
然而，悼念的氛围很快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最后几年，政治高压如乌云般笼罩全国，人民的不满从经济困境转向了对当权者的愤怒。这股愤怒的矛头，直指以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为核心的“四人帮”。他们以“革命”的名义，推行一系列政策，不仅让经济雪上加霜，更让人民对未来的希望逐渐破灭。
“四人帮”在1975至1976年间，极力鼓吹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”的口号，将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斥为“复辟资本主义”。
他们反对任何经济建设，认为抓生产是“唯生产力论”，抓国家积累是“利润挂帅”，抓企业管理是“管卡压”，甚至关心群众生活也被扣上“扩大资产阶级法权”的帽子。
他们干扰进出口贸易，阻挠引进设备，张春桥在1976年3月7日接见外宾时公开表示：“进口设备要拿钱去买，就要有外汇。没有外汇怎么办？就拼命出口。甚至于考虑进口外国的设备来开采一些煤矿，用开采出来的煤炭换外汇偿还。这种办法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没有多少区别。”
在他们的鼓噪下，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仅为1965年的一半，亏损企业占到三分之一，生产停滞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无法改善。
周恩来的逝世本应是人民悼念的时刻，却成了“四人帮”打压的焦点。他们处处限制群众的悼念活动，试图抹去周恩来在人民心中的地位。
更令人愤怒的是，1976年3月5日，《文汇报》在报道学习雷锋的题词时，删去了周恩来广为人知的题词：“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，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，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，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。”
这四句话不仅是雷锋精神的概括，也是周恩来一生的写照。上海作为“四人帮”的据点，此举被群众视为对周恩来的公然攻击。
紧接着，3月25日，《文汇报》又刊登《走资派还在走，我们就要同他斗》，暗指周恩来是“党内那个走资派”，将矛头指向更多领导人。
这些举动如同一把尖刀，刺痛了无数人的心，群众的愤怒开始在街头巷尾酝酿。
更让人民无法忍受的，是“四人帮”言行不一的嘴脸。他们口头上高喊革命，批判物质福利为“修正主义”，却在私下里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。
江青在1971年8月到青岛仅住了12天，就动用了50多架次专机，运送王八、汽车、食品，甚至小卧床。她要求每天吃饭不重样，专吃山东各地的名产，如南四湖的王八、泰山黑水潭的赤鳞鱼、大泽山的葡萄，等等。她还提出种种苛刻要求，水果不凉不热、不软不硬，西瓜要太阳晒，桃子要温水泡，身边工作人员稍有不慎便遭辱骂甚至殴打。
王洪文同样利用职权大肆挥霍，1975至1976年不到两年时间，从轻工业局拿走自动手表、红旗牌照相机、彩电、录音机、高级糖果、巧克力、香烟等物品，累计价值13万元以上。他到中央工作后，仍向上海索要“生活补贴”，从每月100元、200元、300元，最高时达2140元，而毛泽东的工资也不过400多元。
1975年7月，他在杭州住了6天，动用30人服务，花费2300多元，相当于当时50多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。
张春桥和姚文元也不遑多让，张春桥长期住在钓鱼台，1973年毛泽东曾说钓鱼台无鱼可钓，纪登奎、陈永贵等人搬出，他却纹丝不动。姚文元一家五口住在按院胡同，占了70多间房子，连卫生、娱乐设施共一百几十间，两年内修了3次，冬天室内恒温要求20-22度，为此改用烧油锅炉。而周恩来在西花厅的冬天室内温度仅13-14度，潮湿的老式房子地板也不让换，锅炉坏了只串上一个旧的立式锅炉取暖。
“四人帮”的所作所为，让人民逐渐看清他们的真面目。
1976年3月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，一位老工人带着自制的花圈，默默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。他低头站立片刻，将花圈摆放在碑基旁，挽带上写着“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”。
这样的场景，从3月19日起逐渐增多，到清明节前夕，已有无数群众自发前来悼念周恩来。花圈、挽联、诗词铺满了广场，悼念不仅是对周恩来总理的缅怀，更成了人民表达对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不满、对“四人帮”痛恨的出口。
全国各地，同样的情绪在蔓延，从首都到南京、杭州，甚至偏远的乡村，人民的声音开始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清明节，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纪念先人的传统节日。
1976年的清明节，悼念周恩来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和行动。天安门广场上，纪念碑四周堆满了花圈，松墙间、碑基旁，到处是手写的悼词和小字报，内容既有对周恩来的歌颂，也有对“四人帮”的咒骂。
人们拿着笔抄录诗词，后面的看不到，前面的便站出来大声朗读，广场上回荡着群众的声音。不同背景的人汇聚于此，不分“走资派”还是红卫兵，不分造反派还是逍遥派，也不论红五类还是黑七类，对立的两派放下争执，共同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现状的不满。
工农兵、干部、知青，无论职业和出身，大家将对“四人帮”的愤怒、对“文革”的厌倦、对前途的困惑、对祖国命运的担忧，化作一朵朵白花，一个个花圈，铺满天安门广场，也铺满祖国大地。
与此同时，地方上的抗议活动也在迅速升温。
南京、杭州等地的群众因《文汇报》的挑衅行为而怒火中烧。3月5日，《文汇报》在报道学习雷锋题词时删去周恩来的题词，3月25日又刊登《走资派还在走，我们就要同他斗》，暗指周恩来是“党内那个走资派”。
这些文章如同一根导火索，点燃了群众的情绪。
南京街头出现了“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不能抹杀！”“《文汇报》反对周总理罪责难逃！”的大标语。
短短数日，抗议信件和电报达420封，抗议电话超过1000次。
3月28日，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人抬着“光辉永照后人”的花圈前往周恩来战斗过的梅园新村，工人、学生、居民甚至老人尾随，队伍不断壮大，形成示威游行。
警察指挥交通，停止一切车辆，让游行队伍平安通过。
3月29日，南京大学学生分成20个小组，走上街头宣传，在开往全国各地的长途汽车和火车站刷写标语，振臂高呼：“打倒江青！”“把野心家、阴谋家、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！”“《文汇报》‘三·五’、‘三·二五’的文章居心何在？！”“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！”
“四人帮”对群众的呼声视而不见，反而采取高压手段，试图扑灭这股怒火。
在北京，“四人帮”通过王洪文、姚文元等人继续操控舆论。
王洪文给《人民日报》主要负责人鲁瑛打电话：“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？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。南京大街贴出‘打倒张春桥’的大字报，省委说没有办法。不是没有办法，是他们不管。第一，这个事件的性质，是对着中央的，是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。他们是借着《文汇报》删稿，大做文章。别的报也可以删嘛！第二，你们的记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，深入到基层去。全省要批邓，自己不批邓，是怕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到自己头上。”
王洪文还说：“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！”
姚文元则表示：“编辑不删稿子，那就不要办报了！”
他们指挥《红旗》《人民日报》继续发表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文章，批判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》，试图将群众的注意力从悼念周恩来转向政治斗争。
在天安门广场，悼念活动却愈发高涨。
3月30日，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位同志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敬献花圈，在五四运动浮雕下贴出第一张悼念周总理、决心同“四人帮”斗争的悼词。
许多未赶上为周总理送行的人们，早就约好清明节时一起到天安门祭奠。群众对“四人帮”整肃总理的不满早已积压，正找不到宣泄的出口，有人带头后，大家纷纷效仿。
03
4月1日，四人帮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，将南京和天安门的事件定性为“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”。
4月2日下午3时，汪东兴向他主管的部门发出指令，要求保证清明节期间不去天安门活动，并强调要向他负责。次日，国务院政工小组也向所属部门发出电话通知，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前送花圈。
这份《电话通知》在各部门间向下传达，引发了不同的反应。人们私下交流着各部门的动态，从中揣测领导层对周总理的态度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立场，以及对群众自发行动的看法。
然而，“四人帮”在传达这份通知时，却加入了私货。他们将个人意见包装成政治局的决议，宣称：“清明节是鬼节，是孔老二的东西。”
这样的言论迅速传开，激起更多人对他们的反感。
与此同时，张春桥也在加紧行动。4月2日下午4时45分，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大使前，向外交部美大司的同志提及南京等地借悼念总理之机大搞“反革命”活动，实则影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行为。他对群众活动的恐惧和对周总理的恨意溢于言表，几乎逢人便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，试图为后续的镇压铺路。
广场上的悼念活动如火如荼，而权力中心的阴云却越聚越浓。
北京市委和时任革委会主任吴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吴德深知群众情绪的复杂性，为了全面掌握情况，他不仅白天派人观察广场，晚上也安排人员暗中巡查。为了防止被“四人帮”抓住把柄，他下令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、矛头明显的诗词和标语。从揭下的悼词、诗词和传单中，他看到大量内容是反对“四人帮”的，少数涉及其他领导，甚至有少部分表达对邓小平的支持。
然而，在4月4日清明节前，北京市委未出一份简报，也未向上汇报任何情况，试图在高压与民意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。
然而，“四人帮”的行动并未因此放缓。
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，忠实执行“四人帮”指示，派便衣观察动态，记录小字报和诗词内容，夜深人静时派人收走花圈。刘传新在公安局会议上说：“清明扫墓是‘旧传统、旧习惯’，要阻止群众送花圈。”他还表示：“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，凡是纪念碑前的反动的东西，要搞掉。”“要追查幕后操纵者。”
4月2日下午，刘传新主持召开北京市公安局常委会议，拟定了《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》，明确了镇压群众的具体措施。随后，首都民兵、警察和卫戍部队组成的“联合指挥部”正式成立，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、历史博物馆旁的三层小楼内。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和公安干警各3000人，并配备部分卫戍部队作为机动力量，随时准备应对广场上的“突发情况”。
然而，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保护花圈，抗争的意志并未因此动摇。
1976年4月4日，清明节当天，天安门广场上人潮如织，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被花圈和挽联包围，悼念周恩来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这一天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达到了顶点，200多万人次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汇聚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。
花圈上的诗词和挽带不仅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，更直言不讳地表达对“四人帮”的愤怒。
广场上，有人高声朗读悼词，有人抄录诗句，空气中弥漫着悲愤与决绝的气氛。
纪念碑前，花圈从基座一直摆到北边的马路，延伸到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。灰色观礼台摆满后，北京市委不得不指示开放红色观礼台。地上空间不足，花圈便向空中发展，每一根华灯柱上都挂满了花篮和挽联。广场上空，两束气球悬挂着“怀念总理”“革命到底”的巨幅挽联，在春风中飘荡，诉说着群众的心声。
人群摩肩接踵，几十万人聚集在一起，观看花圈、抄写诗词、拍照留念，或是高声朗诵悼词，气氛热烈而悲怆。
上午，北京铁路分局的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广场上展示血书，字迹鲜红，震撼人心。首钢工人李铁华站在人群中，声音哽咽地对周围群众说：“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。今天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要讲几句话。”他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怀念与敬仰，台下群众情绪被点燃，高呼：“周总理万岁！”李铁华继续说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，把矛头对准周总理，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！”他挥动手臂，语气坚定，“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！”台下呼声一片，“打倒野心家！”“打倒阴谋家！”群众的声音越来越响，愤怒与悲伤交织，广场上群情激愤。
与此同时，全国各地也掀起了悼念浪潮。在杭州，人民大会堂、延安路、解放路等闹市区聚集了成千上万群众，张贴标语、诗词，列队游行，高呼：“坚决揪出化装成美女的毒蛇！”“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人民的公敌！”
在河南郑州二七广场，群众悼念周总理，愤怒声讨“四人帮”。安阳、新乡、开封、洛阳等地人民纷纷行动起来。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、贵州遵义、云南昆明、江西南昌、重庆、山东青岛、天津……从城市到乡村，无数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思。
然而，这些活动很快被“四人帮”定性为“反革命破坏活动”，成为他们镇压的借口。
这一天，悼念活动达到顶峰，天安门广场成为人民意志的象征，也成为与“四人帮”对立的战场。
“四人帮”对群众的行动早有预料，却选择了更为强硬的姿态。
吴德汇报了广场情况：“在纪念碑前送的花圈有2073个，单位有1400多个。还有一些花圈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。3号到广场的人数大约20万，4号到广场有7-8万人，最多是七机部、科学院，其次是四机部、铁道部、外贸部。北京市是761厂、广播器材厂、曙光电机厂、青云仪器厂。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。多数人是出于怀念总理，有的是学校到那里宣誓，批邓，教育干部。”
他还提到采取的措施：“当场取证，拍照。向群众说这是反动的，拂晓前清理一次，把花圈取走。基层做工作。主要是把中央的《电话通知》发下去，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，攻击毛主席、党中央，破坏批邓大方向。《通知》发下去后，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，今天明显减少了。”
吴德汇报的规模远小于实际，试图保护群众，但“四人帮”态度强硬，坚持当晚清理花圈。
江青看着手表说：“现在已过了12点了，现在已是4月5日了。清明节已经过去，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，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。现在就动手，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。”
她不容分说，布置北京市连夜派民兵到广场收花圈。
04
1976年4月5日清晨，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氛。花圈无影无踪，诗词、挽联、条幅不翼而飞，甚至守护花圈的群众也不见踪影。
消息如野火般传开，群众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，愤怒的情绪在广场上迅速聚集。
纪念碑前被设置了封锁线，禁止任何人进入送花圈或集会。
然而，这道封锁线并未能阻挡群众的脚步。6时左右，北京一七二中30多名学生在群众支持下，冲破封锁线，将花圈送到了纪念碑的浮雕飞檐上，随后举行了简短的悼念仪式，安然退出。
7时半，一名40岁左右的军人走到纪念碑前发表讲话：“中央已作了决定，不要再送花圈了。要大家把刚摆好的花圈移走。”
他的话音刚落，群众中爆发出一阵责问声：“冤有头、债有主”，大家正找不到花圈和失踪的战友，情绪愈发激动。有人带头高唱《国际歌》，歌声成为动员令，群众边唱边在广场上示威游行，同时高呼：“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！”
一名身穿灰上衣、深蓝裤的人突然喊道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”
大家聚集在东门口、廊柱下的台阶上，愤怒呼喊：“还我花圈，还我战友。”
对峙局面形成，形势一触即发。广场上人头攒动，年轻人聚集在中央，老年人坐在观礼台旁观看，几十万人群情激愤，势不可挡。
与此同时，人民大会堂内的政治局会议气氛紧张。
会议在江苏厅召开，地点选在西侧，远离广场，出于安全考虑。邓小平刚一进来，张春桥便直言：“你是纳吉！”
意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。
邓小平不予理会，保持沉默。
毛远新手持几张纸，称是主席批示，实则是他给毛泽东的报告内容，因主席未批任何话，仅退回给他，他便自认为得到默许。
王洪文提出调10万民兵，吴德回应：“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。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，调不来这么多。”
王洪文追问：“能调多少？”
倪志福答：“最多也就两三万吧！”
吴德补充：“广场上这么多人，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，搞不好广场情况更加混乱。
张春桥提议：“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，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。”
江青指着吴德说：“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，你怕什么群众？应由你出面讲话，动员群众离开，把你的讲话录音，放录音带。”
最终决定由吴德讲话，内容不提悼念周总理，也不点邓小平名字，避免激化矛盾。
政治局散会后，“四人帮”未离开人民大会堂，继续观察广场情况。
6点半，广场高音喇叭响起，播放吴德讲话：“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，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，提高革命警惕，不要上当。今天，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捣乱，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，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，不要受他们的蒙蔽。”
直到晚上九点半，广场上的喧嚣逐渐平息，留下一片狼藉的痕迹。
1976年4月6日凌晨，天安门广场的紧张气氛尚未完全散去，人民大会堂内却已开始新一轮的政治博弈。
凌晨3时，毛远新通知华国锋，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。
这些天，他随时向毛泽东报告情况，此次会议也是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召开的。
华国锋进入会场时，毛远新和“四人帮”已然在座。
“四人帮”在会上态度强硬，与4日会议截然不同，他们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“反革命”，要求中央尽快通报全国。
会议散后，毛远新立即给毛泽东写报告，故意不提“四人帮”的具体发言，仅大篇幅记录刘传新和吴忠的介绍，并将“四人帮”的意见包装成政治局的共识。
报告于凌晨3时送交毛泽东，毛泽东仅在“毛远新”三字前写下“退”字，未作明确表态。
6日，天安门广场一天平静，但江青却依然心有余悸。她认为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，只要邓小平留在党内一天，类似事件就可能再次发生。下午3时，她与毛远新来到毛泽东所在的游泳池，向其汇报并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。
所幸，毛泽东并未采纳江青的建议。
05
1976年初，毛泽东在病中反复思考接班人的问题。
他深知，权力如果落入“四人帮”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激起党内外的强烈不满，若再让他们掌控大局，国家必将陷入更大的动荡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毛泽东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低调却忠诚可靠的人——华国锋。
华国锋自1971年调入中央工作，负责农业事务，表现稳健，未参与过多的派系斗争，也未卷入整人风波，在党内没有积怨，颇受老干部认可。
毛泽东认为，他或许是能够稳定局面、团结各方的人选。
在一次关键的政治局会议前，毛泽东通过身边人向华国锋传达了自己的提议：任命他为国务院总理，同时担任党中央副主席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毛泽东特别指示，在“副主席”之前加上“第一”二字。
这一称谓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，意义非凡。
华国锋深知这一任命的分量。他再次向身边人表达了自己的决心：“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，这次我没有让，再让就让给‘四人帮’了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‘四人帮’掌握这个权力。”
党内老干部对这一安排普遍表示支持。
李先念对此尤为高兴，政治局多数同志纷纷发言拥护。尽管“四人帮”内心不满，但面对毛泽东的决定，他们也无可奈何。
华国锋被任命为“第一副主席”和国务院总理的消息传开后，党内权力格局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然而，这一任命并未让“四人帮”就此收敛。
于是便出现了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。然而，“四人帮”却将这一事件定性为“反革命事件”，借机大肆追查，抓捕参与群众，制造高压氛围，试图以此巩固自己的控制力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“四人帮”将矛头进一步指向邓小平。他们不满足于邓小平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现状，试图将其彻底打倒，甚至开除党籍。
华国锋对“四人帮”的这一企图保持了高度警惕。他清楚，邓小平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，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泛的群众基础，绝不可能亲自参与天安门事件。他在会议上当即反驳：“这要问问小平本人，核实一下。”
这一表态让“四人帮”一时难以继续推进他们的计划。江青见状，提议让汪东兴去核实。
汪东兴当即起身离开，但他的行动却出乎“四人帮”的意料。
汪东兴并未直接去找邓小平核实，而是直奔中南海，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，并特别提到“四人帮”可能组织人冲击邓小平的危险。毛泽东听后明确指示：“不能再冲击，不能抓走。”并询问汪东兴是否有解决办法。汪东兴建议将邓小平转移到一个安全地点，提出东交民巷有空房子可供使用。毛泽东同意了这一方案。
行动迅速展开。汪东兴安排警卫局的参谋滕和松负责制定警卫方案，并派他前往东交民巷17号布置安全措施。
这处地点原是贺龙、罗荣桓元帅的住宅，内有独立院落，较为隐秘。随后，汪东兴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，称要找邓小平谈话，同时安排一辆不起眼的车将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。到达后，汪东兴亲自向邓小平说明情况，询问他是否曾到天安门指挥。
邓小平回答：“我只坐车到北京饭店理发，根本不是指挥。”
这一回答证实了华国锋的判断。汪东兴随即安排将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接来，并叮嘱他们不要外出，散步也只在院内进行，以确保安全。
“四人帮”在天安门事件后加紧追查，试图将更多人打成“反革命分子”。他们搜集诗词、悼文，编造《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》，甚至强迫群众交出照片和材料，立案追查近两千件，拘捕数百人，隔离审查的群众更是数以万计。
然而，毛泽东对他们的做法并不认同。他多次批示制止事态扩大，对北京市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批示“此计不妥”，毛泽东不愿让矛盾进一步激化，更不愿看到群众运动被无端压制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毛泽东做出了三项重大决定，试图为国家的未来铺平道路。
首先，他明确权力不能交给“四人帮”，坚定地将华国锋确立为接班人。
从4月起，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只让华国锋一人陪同，不再允许姚文元、张春桥等人参与，刻意与“四人帮”保持距离。
其次，对邓小平的处理留有余地。江青等人主张开除邓小平党籍，但毛泽东决定“保留党籍，以观后效”，一方面避免激起群众更大愤怒，另一方面也出于与邓小平几十年的战友情，不忍彻底将其打倒。
最后，对于天安门事件，他主张大事化小，尽量缩小事态影响，军队摆在后面，仅派工人民兵出面，不动枪械，以减少冲突。
尽管“四人帮”在表面上不得不遵从毛泽东的决定，但他们的野心从未熄灭。他们继续在暗中煽风点火，试图通过控制宣传和基层组织制造混乱，等待时机反扑。
1976年9月9日，毛泽东逝世，举国哀悼。然而，毛泽东的离去并未让“四人帮”的野心有所收敛。江青、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四人反而加紧活动，试图趁乱夺取最高权力，将国家拖入更深的混乱。
华国锋作为“第一副主席”和国务院总理，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。他明白，若不果断行动，“四人帮”必将得逞，党和国家的未来将毁于一旦。
在这一关键时刻，华国锋与叶剑英、汪东兴等老干部紧密合作，迅速制定了行动计划。他们利用“四人帮”内部的矛盾和对形势的误判，在政治局内争取到更多支持。
1976年10月6日深夜，华国锋下令采取果断措施，将“四人帮”成员一举隔离审查。这一行动干净利落，未给对方任何反击的机会。随后，中央宣布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，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欢腾。
街道上锣鼓喧天，群众自发游行庆祝，与天安门事件后被迫游行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。
这一胜利标志着长达数年的动乱走向终结，也为华国锋赢得了广泛的信任。
与此同时，华国锋推动邓小平的复出。他与叶剑英商议后，将尚未出院的邓小平接到玉泉山，参与政事。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华国锋对老干部的团结，也为后续的国家改革奠定了基础。邓小平的复出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支持，进一步巩固了新领导层的稳定性。
经过近一年的调查，北京市委在华国锋的指示下，于1978年11月14日作出《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》。
决定指出，1976年清明节，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、声讨“四人帮”，完全是革命行动。388名因参与事件而被捕的群众中，无一人是反革命。所有因悼念周恩来、反对“四人帮”而受迫害的同志，一律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这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后公布，彻底为天安门事件正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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